作为一个上海人，每听到吴语近古的说法或证据，常常会欣然一笑，自我感觉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家乡母语的感情吧。但是要把这种感情系统化为学术，并豪情满怀地向世人宣布，恐怕要属粤人最为不遗余力。广州话近古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了。但是考察它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可以算做一个尝试。

首先从学理上分析，广东话近古恐怕有待商榷。有人认为，粤语保留了很多上古的语音与用法。但是仔细想一想，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在周代根本没有纳入华夏的版图。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后期墨家喜欢争论一个问题，南方是有穷还是无穷，南越之外是不是有南南越。显然，他们对于南方的经验知识相当匮乏。就像18世纪欧洲的形而上学家讨论宇宙是否有限，或是宇宙之外到底是什么一样，他们对一个只在逻辑上有意义的范畴发表从逻辑出发的观点。秦始皇征服了百越，汉时又击破了当地的越独分子，似乎为语言交流提供了可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汉书》记载很多关于南越问题的讨论。大体说当地人不太平，杀掉中央派来的官员。中央一派人认为要派军队去剿，一派认为路远多费，不如算了。可见虽然有驰道，沟通仍然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后一派从经学出发，认为尧舜禹这样贤君，有方圆百里就足以国泰民安了，那个地方不如不要了。直接结果就是汉代从海南撤走了行政机构，把它交换给“野蛮人”了。香港这个岛后来如何就更加不知道了。到了汉末三国，孙权为了抗衡北方力量，很想把南越人变成劳动力。但进展一直很不顺利，语言不通的问题被《三国志》纪录下来了。可见，直到那时，粤人说的语言和中原还不是一回事。广州话要保留上古的语音，看来也不是像有些人吹的那么好的。

从语言本身来看，从唐宋词的韵律来研究广州话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就其总体而言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可能的。唐代把很多有才华的人流放到南方，就像俄国人把文人志士送到西伯利亚一样。南宋末，为了躲避蒙古，大量中原人一溜烟就逃到了中国的最南端，有的人实在没办法就跳海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后期墨家提出的逻辑问题）。这些人很多就留了下来。所以广州话严格来讲是宋末元初时候在和中原有关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此方法展开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学理上的严谨。以《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人认为，用普通话读，于韵法不合。用广东话读就好很多了。可是即便用地道的广东话，“鹃”字仍然与韵不合。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用普通话，只要我们不太拘泥于平水韵，用《红楼梦》人的押韵法（uan，ian，an看成同押an），反倒通了。

事实上，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甚至是民国、共和国钦定的普通话，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华夏先民的上古语言中汲取养料的。很难说哪一种方言保留得最多，保留得最好。我们今天使用普通话，不是因为她最古老，或者最文化，只是为了某种方便。小而言之，便于交流沟通；大而言之，便于国家一统，免于割据混战。

但是，为什么粤人要如此标榜自己的母语呢？因为他们格外珍惜她的独特性。就如同高丽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广东、香港等地已经在行政上从属于一个民族国家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不遗余力地宣扬一个统一的民族观，并将此打造成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于是汉文化主导下的民族国家之下，不同的文化实体面对消亡的威胁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法为自己确立地位。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却又不能冒犯中央政府的统一纲领；维护自己的民族的独特性，却又不能大破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和谐盛世。于是，在这样一个大民族主义的语境下，还有什么能比“凡古必真，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更好呢？如果粤人能将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汉文化的古典状态建立起坚实的联系，那么粤文化就能在这个民族语境中得到张扬。换句话说，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下，谁宣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真正传承者，谁就使自己的文化登上了宝座。

于是，就有了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于是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饱含着矛盾。他们说“粤语保留了大部分中古时代华夏的语音与词汇。”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广州话保留的中古语音是中古时期哪里的语音呢？试想在通讯、交通如此发到的今天，仍然有一些地方自上而下坚决抵制。在唐宋时期，“中古语言”自然是因地而异的。从语境看，这位先生当然不是说广州话保留了中古时期广州的语言，而是说，保留了当时的官话，即当时的某种超出地域局限的普遍语言。也就是说，他的逻辑前提是，认可唐宋时期官话的存在，并以保持这种官话为荣。以古代的官话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反对今天的官话，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归根到底，粤人的“广州话近古论”作为对于当今中原普通话帝国的反抗，是长江、珠江流域的文明与北方黄河流域文明之间张力的延续。然而粤人所依据的武器已经是中原文明在中古时期的灿烂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抗争充满悲情却惨白无力。

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就中国而言，黄河流域的文明一直在向东西南北扩张，并且在四面八方遇到阻碍。商纣王成功地将东夷纳入版图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葬送了他的王朝。后续朝代继续向东的道路被滔滔大海所阻隔。元初，台风挡住了忽必烈的大船；清末，北洋水师东征长崎胎死腹中。“中国”最终还是未能越过茫茫大海。向北，等降水线划出了一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疆界。中原王朝面对强大的草原铁骑，不得不铸起长长的栅栏。于是向西：秦时，说客的西进路线没有被决策层采纳。取而代之的是东出函谷。这一决定使秦统一了中国，而不是和亚历山大决战印度。自汉武帝以降，西域战略的成功与否，历来是衡量中原王朝的一把标尺。大唐盛世自不待说，即使是战斗力低下的北宋王朝，也处心积虑的希望在西夏战场上有所建树。剩下的只有向南了，历史上中原王朝最成功的一个方向。经历了周代的疲软以后，历朝北征虽不足，南下却有余。唯一的问题就是山高林深，多生瘴疾，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茅。这个问题军队解决不了，只能用人口了。北人南下，变森林为农地，改沼泽为通途。所以一路向南，所向披靡。清代在镇南关取得她最后的一次胜利，恐怕也是历史的吊诡吧。

粤人以一种“凡古必雅”的民粹主义，反对普通话大一统背后的语言霸权，着实无奈。香港人对古代文化全然没有兴趣，但是却也来凑这个民粹的热闹，来反对强大的非民主的中央政府，虽然有些可笑，却也值得同情。试想，如果今天的广东或香港完全独立，那么他们对于粤语又会抱着怎样一种态度呢？他们会比今天的韩国人更加极端地去中国化也就是去汉化。把百越作为自己独立的祖先，把粤语作为独立的语言，把粤文化作为独立的传统……可是历史的逻辑却是征服决定一切。于是他们只能发出粤语近古的最后反抗。这是不能当作严肃的学问的。